中国计量大学：标准助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

原标题：《中国金融》|标准助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

作者|张华宋明顺‘作者分别系中国计量大学金融工程系教授、中国计量大学校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4期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七年来，在实现沿线国家和地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在金融领域，资金融通的稳步推进既是我国经济金融实力日趋增强的体现，又是沿线国家在互利共赢理念下相向而行的表征，也是标准在国际金融领域助推金融创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开展，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生动写照。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标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标准参与国际金融活动的范围和力度在不断扩展和增强，中国标准在相关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在日趋扩大。客观地总结看待金融标准在沿线国家的实践并积极思考未来的方向，对于更好地推进互联互通、加快利益共同体建设非常必要。

标准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金融通的实践

中国金融技术标准和金融基础设施标准逐步在沿线实施并发挥积极作用。尽管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相比，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总体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但一些特定领域具有优势或特色的代表性金融标准不仅能够在国内落地生根，而且也已在国外发芽开花。银联卡芯片技术标准和移动支付标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16年10月，中国银联与亚洲支付联盟（APN）会员机构达成芯片卡标准授权合作，这意味着新加坡、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主流转接网络把银联芯片卡标准作为受理、发卡业务的技术标准。成员机构所发行的APN品牌卡片全部采用银联芯片卡标准。银联提供技术和业务标准，做好培训和服务等工作，推动银联芯片卡在亚太地区的使用和普及。目前，银联芯片卡标准已经成为泰国、缅甸等国的行业推荐标准。截至2020年，银联卡业务已在110多个国家开通。在移动支付领域，支付宝采用“本地伙伴+技术赋能”的出海模式，因地制宜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国家打造出9个当地版本的“支付宝”，成为中国连接当地、实现“民心相通”的数字化普惠金融体系。可以说，以银联卡芯片标准和移动支付标准为代表的金融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标准已经成为促进包括东南亚在内的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金高效流通的强力助推器，让上述地区的民众切实感受到了中国金融标准以及“一带一路”共建活动带来的便捷和效率。

中国作为积极力量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合作的活动日趋活跃。发挥金融标准在“一带一路”共建活动中的作用不仅体现为既有标准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的推广和实施，也表现为对国际金融领域标准化活动的积极和有效参与。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银行业发展规模与速度均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我国在近年来国际金融活动中日趋重视对金融标准化活动的参与，在为国际金融规则和监管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中贡献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目前，我国已在包括银行产品服务说明书描述规范、非银行支付信息系统安全、资本市场交易结算等在内的多项ISO/TC68框架下的金融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主导开发的ISO20022《金融服务金融业通用报文方案》已通过国际评审并获得国际注册发布，这是我国金融业首次主导研制的国际通用报文，该报文有利于推动各国交易系统的无缝衔接；由中国专家召集制定的《金融服务的参考数据银行产品服务描述规范（BPoS）》（ISO 21586：2020）也于2020年9月由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实现了ISO国际标准和我国国家标准的有机统一；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电信联盟（ITU）框架下的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化工作，由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担任ITU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副主席，主导数字法币生态系统及参考架构相关研究及标准化工作；由我国牵头提出的首个金融区块链国际标准《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指南》也于2020年7月由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批准立项，我国可据此标准开展对金融区块链国际标准体系的规划布局，并“通过‘以一带多’的方式推动金融区块链各重要方面在ITU-T的标准化工作，为国际规则设定做出更多贡献”；我国提出的ISO/NP5201《金融服务条码支付安全》标准也在2020年8月在ISO获批立项；这些活动的有效参与极大地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金融规则形成领域以被动接受为基调的存在状态，使我国逐渐成为在金融标准、规则制定领域致力于提升金融效率、维护金融稳定、推进金融创新的积极和鲜活力量，也日益成为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共建国际金融合作生态圈的重要成员。

金融企业在金融创新中勇于为经贸活动探索新的金融支持标准和模式。受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差异等因素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项目对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需求不尽相同，这需要相关的金融支持创新融资服务形式、形成适应不同层次和类型需求的金融支持标准。中国金融企业着眼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企业和项目的需求，立足效率、锐意创新，在实践中为不同类型需求探索出了众多有效的金融支持模式和标准。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探索推行的与中亚国家间的双边现钞跨境调运模式，有效避免了通过第三方货币进行结算和转换的交易费用，极大地促进了双边贸易中的货币互通、降低了流通成本；此外，中国农业银行还着力打造了“进出口融汇通”“内外贸融易通”以及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专属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的“工程易融”等金融服务模式，较好地满足企业融资、融信、融智等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又如，中国银行探索综合运用“商行+投行”“境内+境外”“股权+债权”等全方位、多渠道的投融资服务，满足企业各种国际化金融需求；而中国与俄罗斯开展的国际铁路联运“一单制”金融结算融资规则试点则在解决铁路运单规则不一、金融功能欠缺以及难以进行单证交易的基础上，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还促进了铁路系统的增运增收，实现了各参与方和业务环节的多赢。

对标准持续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金融通的思考

标准的选择和使用必须将“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在我国一些水平相对领先、技术较为成熟的领域，比如移动支付领域的技术标准等，采取“走出去”战略，将被实践证明适用有效的中国标准积极地推出国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更大范围内发挥推动资金融通等功能，不仅可以让沿线国家资金融通的交易费用大幅下降、融通效率显著提高，也可以让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不断得到推广并赢得认可。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近年来在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等领域发展较快，但依然在一些领域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还存在差距，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因此，只要对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金融通有重要促进作用的金融领域的国外先进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都可以在资金融通过程中加以选择和使用，这不仅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需要，也是彰显“一带一路”倡议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需要。

标准的遴选和使用必须找到沿线国家利益的交汇点。打造利益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共建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就是要精准地寻找并不断拓展和夯实沿线国家利益的交汇点。沿线国家利益交汇点的选择一方面要切实关注双方实际需求的契合和匹配状况；另一方面，要尊重传统并与时俱进，让各国民众同时乐享传承和发展的益处。人类不仅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也是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的混合体。因此，标准促进资金融通的领域不仅涉足物质满足，还要关联社会追求，不仅要尊重以往，还要紧跟时代。所以，标准发挥作用的领域要在基本的衣、食、住、行基础上紧贴需求、稳步拓展，尤其在与便捷生活、提升品质有关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数字货币、智慧城市、移动金融服务、生物特征识别、自然人识别标准等领域要加强标准对接，才能抓住并紧扣提升沿线各国民众生活品质的“牛鼻子”，让最广泛的当地群众从互联互通中切实受益。

标准的选择和使用必须将技术上的适用性与国家间的可接受性结合起来。采用科学适宜的方法加大对中国金融标准及成功实践案例的宣贯、展示，增强沿线国家对我国先进金融标准的了解度、关注度和接受度。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许多地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相对比较了解，也比较关注，但对支撑这些成就取得的各种技术方法、管理手段等并不十分了解，我国的许多金融标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除了已在沿线国家大量使用的银联卡芯片技术标准和移动支付标准之外，我国还有很多的金融适用标准都具备促进资金流通和在当地同步转化的功能或潜力，但这些标准大多不为人所熟知，导致其适用性和吸引力大打折扣。“一带一路”沿线和共建各国民俗习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千差万别，通过标准助推资金融通时不仅要注意标准在遴选使用上的来源构成和层级结构，还要考虑所选规则标准的运行成本及其与当地人文社会环境的契合程度。另外，也需重视各种标准运用时在不同国家间的转换和对接机制设计，因为任何领域的联通并不只是某一方标准的独行其是和通吃四方，还包括不同国家规则标准在使用时的精巧衔接和顺畅转换。因此，必须主动出击、精心设计，让中国金融标准及成功案例以生动具体、直观鲜活、务实可用的形式展现在沿线国家面前，让沿线国家在对比中加深了解、不断认可并逐渐采纳中国标准。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共建活动的重要支撑。先进适用的金融标准必将会通过加速资金融通的速度、提升资金融通的质量、拓宽资金融通的领域而助推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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