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蔡卫平：传染病防控个人信息公开要有“度”

原标题：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 传染病防控个人信息公开要有“度”

作者：唐唯珂，丁明悦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公民的个人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被收集和使用，与之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成为关注焦点。

近年来中国不断出台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文件，2020年10月，全国大人常委会法工委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就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立法问题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迎来元年。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公民的哪些个人信息并没有必要收集？个人信息应该得到怎样的保护？经过一年的抗疫努力，传染病学科建设取得了怎样的新进展？“健康中国”愿景之下，新冠肺炎疫情又能为人们带来哪些“健康生活”的思考？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接受了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的独家专访，讲述了他对疫情防控形势的思考。

积极作为是关键

《南方财经》：在医疗卫生方面，公民个人信息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蔡卫平：医疗卫生机构收集到的公民个人信息比任何其他部门都更为全面，主要体现在涉及个人行为方面的生物信息。例如，要诊断一个艾滋病患者，就必须对其性行为数量、性生活方式、时间等敏感信息进行收集。因此，对医疗卫生机构收集到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更值得关注。

不过，医疗卫生机构和相关人员对患者隐私信息的保护都较为重视。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第22条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指出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要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保护病人的隐私权是对患者人格的尊重，是医护人员应尽的义务。每一位医学生入学时都要宣誓，就职期间不断受到相关教育。另一方面，医院的保护系统相对牢固，患者隐私信息的泄露相对较少，大多发生在其他部门。

《南方财经》：《个人信息保护法》在2020年10月的亮相引起了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在疫情防控中，经常会使用到大数据、互联网等来作为防控工具，由此，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更有待加强。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保护？

蔡卫平：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在2003年就被首次提出，而疫情加快了其出台的速度。在这之前，各种不同的法律中都包含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比如《执业医师法》《传染病防治法》《网络安全法》等，但互相之间的衔接不够，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发现存有漏洞。

疫情期间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即使政府对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的信息进行依法保护，网民还是会将政府发布的不完整信息综合分析后推断出是某个个人，使得确诊者、密切接触者能够被精准定位。

此外，在信息收集方面，许多公共场合对测温、人脸识别、刷身份证、填写身份证号码或电话号码等要求实际上都是一个收集个人敏感信息的过程，这样一来，商业机构也能收集到完整的个人信息。

虽然为了某种公共利益收集某个人的完整信息是恰当的，但不能将这一行为范围扩展到全民；个别地方对个人信息也进行了过度公开，甚至有些信息被盗用后出现在平台上贩卖。

对此，首先应关注个人信息的依法收集。在疫情防控中，除了疾控部门、医疗机构外，各地社区和商业机构也在收集公民个人信息。但《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只有疾控部门和医疗机构可以在传染病学调查、检测中有权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

因此，必须要遵循明确的法律授权范围。其次是要合法公开、合理使用。最后，有关部门应对网络进行严格管制，特别是对于恶意发布、恶意攻击等行为，不仅要加大惩罚力度，还要尽快将其下线。不仅如此，还需将网络媒体、客户端的信息使用权和所有权相分离，以防其滥用。

《南方财经》：请具体谈谈其中的“度”该如何衡量？

蔡卫平：就新冠肺炎病毒而言，一般患者出现症状的前五天才具有感染性，那么密切接触者群体就应该确定在与其确诊前五天内有过接触的人群。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合理的情况下对范围进行缩小，但目前一些地方却有扩大范围的趋势。虽然之前出现过二十几天才确诊等特殊情况，但这些都是极少数现象，没有必要因此扩大整个隔离范围来增加不必要的社会成本。

当谈到具体个人的时候，身份证、电话号码等都是必要的，但密切接触者与确诊患者进行了哪些类型的接触这类私密信息，或许在其他传染病，如艾滋病等防治中是必要信息，但在新冠肺炎防治中是没有必要的。由此可见，信息的“度”就在于根据不同疾病的传染和发展的规律来收集必要信息，应避免过度收集。

传染病科的公益性提高

《南方财经》：复盘整个防疫过程，广州有什么经验值得分享？

蔡卫平：许多城市在流行病学调查方面没有明显差别，但在信息发布方面差别较大。许多城市会将密切接触者的详细信息或是确诊者的详细轨迹进行公布，但很少有密切接触者在看到此类信息后会主动报备，大多还是要依靠有关部门利用大数据去寻找这类人群。

由此我认为，值得分享的经验就在于，精准防控之下，各地政府需要将检测范围缩到最小，准确定位特定人群，而不是广撒网，这样不仅能降低社会成本，还能达到快速落实的效果。

《南方财经》：2020年，人大代表提交的议案中有不少关于传染病机构建设、平战结合、传染病法修订等方面的内容，那么过去一年对于整个传染病领域的建设有怎样的改变？

蔡卫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传染病医院建设的加强。2020年2月27日，我提交了关于建立“平战结合”综合性传染病医院的建议，2020年5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就把这些建议纳入进去了，并且进行细化，针对不同人口数量城市对医院规模、重症病房建设占比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最近新建的传染病医院都根据这些标准进行了落实。除此之外，其还对综合医院的传染病科的任务进行明确划分，同时还带动了其他科室，如呼吸科、重症医学科的发展。

其次，加大了公立医院建设投入。第三个方面则在于，传染病专业的建设受到重视，传染病科的职能更具公益性。

医疗卫生建设软件亟须加强

《南方财经》：“十四五”期间，广东省提出了要打造“健康中国”建设样本示范，具体的健康指标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你对此有何看法？

蔡卫平：“十四五”期间，广东省在传染病防控和救治方面投入较大，体系建立比较完整，检测能力、收治场所、救治水平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动员大量高水平医院和专业医护去参与救治，这也是广州在一线城市里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最低的原因，其在之前已形成了良好储备，传染病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加强，不需要紧急搭建临时收治点。

不过，目前具体指标离达到发达国家标准还有一定距离。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最重要的在于：一方面，人均寿命要达到80岁以上；另一方面，国家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以及人均拥有的医生、护士人数，和病床数量，也要不断增加。

《南方财经》：未来广东的健康大格局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蔡卫平：通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开始意识到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广东正致力于打造“顶天立地”的医疗卫生大格局，近年来，政府不仅加大高水平医院建设的投入，同时在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方面也做了很大的改进，三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软硬件差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缩小。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是基层医疗技术人员等软实力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对医疗水平的提高予以了厚望。在广东具有较好医疗基础的情况下，结合香港的资源，能够使广东省的医疗服务水平更上一个台阶；尤其是在科研和现代化管理方面，香港能够起到助推内地医疗水平提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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